价值中国：林老师，您好！您之前介绍过当前中国母基金产业90%以上资本来自国有资本，总体规模实力雄厚。为进一步实现母基金的市场化，应该怎样处理政府、国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林宁：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一个软肋。什么意思？不是中国没有钱，有钱，但是不流动的钱就跟砖头一样。我们习主席说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那个钱也是要由用来流动的，不流动的话怎么产生价值？ 怎么发挥市场化作用这一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各个母基金的角色层、甚至是母基金的上级领导部门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前些年，特别是2017年之前，大家对中国的母基金是很乐观的。15年、16年一直到17年可以看到母基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特别是政府引导基金犹如雨后春笋。那个时候大家找到了一个支付工具，因为本届政府减政放权，把很多过去的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政府引导资金的行为由地方政府自己来解决，起到了带动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职能。

　　但是到了17年底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萎缩，到18年就出现了钱荒，本来还有很多的企业和基金都认为到19年情况能够反转，可是目前来看，19年的形势实际上是延续了18年的钱荒并且更加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央企、国企的基金，90%多的大量资金囤积在那不敢动。

　　不敢动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主观原因是经验不足，因为我们的母基金缺少像前些年那些市场化的基金，比如在市场中打拼出来的LP、GP，缺乏一线实践经验，导致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资产的重负时不敢轻举妄动，并且人才这方面也是稀缺的；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在贸易战中把中国的很多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型经济的大门封锁了，这些出口型经济的企业，他们的产品出不去，那么势必会蔓延，影响到给他们投过资的这些子基金，这些子基金的业绩又会暴露在母基金的视野中。母基金是要挑头部的基金，但是很多出口型企业当年效益都非常好，现在因为一个外来原因导致形势反转，这些好企业反而不如当时他们看上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母基金肯定更加谨慎。 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母基金的发展和管理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为什么？因为这么多的行业、企业、基金，作为母基金，主观上是想挑出所谓叫做头部的好的基金。但是标准是什么？怎么来判断？怎么去发现？因此需要进行母基金的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特别是信息化平台和端口对接问题，如和投资的那些子基金实现端口对接，通过子基金和项目的端口对接，使投资变得信息透明，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决策依据。如果每一个基金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标准都不一样，榜单列出来的也不容易比较，所以这个在中国的基金业的发展和建设上，我觉得还需进行弥补，否则的话很难通过人工解决这个问题。

价值中国：那么比如说一个母基金或者是基于数据的平台进行对接，谁适合来做这件事？什么类型的机构？

　　林宁：我想如果是央企、国企的基金，应该是国家的信息办公室，他们主管信息安全的这些，他们选择出来公司、企业或者是团队来解决这些共性化的问题，也便于国家信息的安全以及管理和管控。

　　但是一些市场化的母基金，其实他们是领先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管理人曾经来自于高盛、来自于海外的基金，他们那边在管理的时候，已经使用了这种管理工具和方法。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会有相关的一些经验，这个方面就是同步的。

价值中国：您认为当今中国发展母基金面临的最大挑战，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林宁：母基金现在其实和我们的PE、VC面临同样的痛点，就是募资难。因为尽管央企、国企的基金是从我们的某些部门划拨出来了一部分资金作为市场化的目的来启动的，但是作为市场化的基金，不能永远依靠财政拨款。

　　建一个基金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管理好、发展好，达到它应该在我们当今历史时期发挥的历史作用，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首先一个母基金应该是一个战略性基金，其选择、筛选项目的思路应该瞄着至少10年到20年后能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占有份额的或者是领先的一些新技术、新的未来。目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格局下能够不落后，甚至能够领先。这就是第一点，即要有战略性的思维，一定不能短视！

另外，这些母基金和中国的央企、国企有很深的渊源，而且技术、实力和资源的对接比较畅通，也容易把握中国的需求和方向，所以这是他们能力范围且责无旁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母基金中，因为很多人是从机关下来的，他们的从业经验不是在产业第一线，因此他们习惯去寻找一些有第一线经验如在GP、VC、PE工作过的人，特别是有业绩优势、在行业内有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些人，然后把他们的挖到我们的母基金里来，其实这件事情上前者这些人对中国经济企业的理解应该是可以的，运作能力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母基金所关注的是长线，但是那些基金在那些年成长的经验和能力都是抓短期，因此会导致母基金短平化。短平化后解决不了自己的市场困难，反而构成了一个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民企或者社会上的基金的竞争对手，所以现在很多民营的基金在募不到钱的时候，会认为原因可能是现在的所有制在排斥他们，使他们出局，其实并不是这样。至少从政策的指引和出发点，即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我觉得在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方针下没有变。中国的母基金在发展中，自己要想再募资更难。一个市场化的基金，要用市场化的方法进行募资，它本来体量就大，募得又多，那么有什么人能够提供如此多的资金来服务和并肩发展呢？ 有些基金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非常的了解，对宏观层面了解并不是很深。过去有很多基金和物资通道是来自于海外，特别是在之前那些年，人们觉得社会上的流动性很旺盛，然后国有、央企的这些成员们觉得看到了外面风景无限好，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实际17年、18年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到18年突然断崖式的下降了呢？为什么17年下半年就开始收缩？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已经开始动作了，17年年底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美国在动手之前，很多市场化的资金在向外流出，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的一个主动行为。但是我们很多人总不愿意相信是这样一件事，总认为我们只要保持一个好的态度就能避免和挽回这件事。实际上，中美贸易战真正发生以后，我们中国政府做了极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我认为也是对中国国民的一种教育，否则的话他们不认为美国是这样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外国的资金还能给中国募资吗？

　　所以我认为可能合作和各个方面融合以及继续开放是在子基金层面，因为母基金的募资存在问题。包括现在私募基金、母基金都在讲痛点，全是募不到钱。募不到钱，就很难会投出去，企业就很难发展，继而很难有其他的的上市公司的上好表现，这是一连串的系统问题。

价值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20多年了，您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风险投资行业有什么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母基金行业与风投基金行业应当如何互动？

　　林宁：PE、VC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但是PE、VC的资金来源和母基金的资金来源在启动时候是不一样的。有些基金特别是央企、国企母基金是依靠当地的财政，然而市场上的这些PE、VC从来就没有依靠过这些钱。那么，市场上的这些PE和VC可能在钱荒过程当中更早地感觉到了寒冷。他们在18年就已经感觉到了寒冷，母基金是在19年才开始的。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市场上的PE、VC募资原来的来源大概有五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银行，如银行的理财这一块，大概会占当时市场上的PE、VC每年募资的25%左右，是个很大的数字。第二个是保险资金，包括社保在内的保险行业的资金当时也是市场上募资的一个方向。第三个方向是当时出现的财富管理通道，私募了很多公众、社会众筹来的钱。第四个即家族办公室这一块，也仍然是我们中国现在市场上的基金的一个资金来源，中国已经进入此阶段。第五个就是中国的母基金。但是在17年到18年钱荒的时候，在资管新规出现以后，因为资管新规对行行业业的资管导致银行、险资的钱受到限制。

　　这又涉及到嵌套，通俗点就是要打穿。原来我们过去是一层一层的，然后现在第2层、3、4层全被市场化了，民营的部分消失了，表面上是国有，下面又是混合，然后再往下撕，最后的真正控制权有很大的风险。将其打穿，实际上作为国家是防风险，把一些隐形债务浮到水面，然后资管新规使其浮到水面进行严格的监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在一个好的状态下发展，这是他们的出发点。但是事实上在17年的时候，社会上大量的外资企业不再进行资金支持了，在国境内的也不允许做这方面的事了。还有一些已经17年年底走出去了，市场上这一块钱缺乏了。 过去剩下还有银行的资金，资管局也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制止，因为国家发现资金存在漏洞，而且这些漏洞很多，银行的钱被套走了，所以银行就马上采取措施来把控。政策的把控出发点虽然好，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开放发展，你中有我中有你，在控制的时候，也就把一些民营企业也控制住了。技术和资金缺失以后，民营企业的订单也被封锁了，这就产生了相关的风险连贯性。所以这些基金当中银行的不行了，险资的不行了，财富的因为P2P的这些问题也不行了，互联网金融最后产生的一些类似企业在一些不好的事件出现之后也都暂停了。新的技术很多人不太了解，管理方没有完全跟上。这并不是想遏制这些行业，而是要评一评，看一看，稳一稳，有了办法之后进行控制，然后再往下发展。因为这些都是突发而来的，速度太快，新技术变革太快，东西来的也太猛，我们的管理人员以及资金的风险管控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么导致所有这些基金都出问题以后，当时只剩下母基金了，而母基金因为我们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有要求，一旦出现了亏损，那么负责人、国企的负责人是要负责任的，终身追责。

　　在这种情况下，做母基金不是他们过去熟悉的事情，他们既不熟悉，又存在这样一个高压，就导致很多人都不太敢于往前走。创新对基金、企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这些模式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恰恰比较缺乏。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他们力不从心的时候，不能去盲目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不动也不合适。我们市场上很多钱，特别是双创期间成立多了很多小企业、小基金，投进去全失败了，业绩都不好。这个形势下那些企业跑不了，他们募资都会出现一些麻烦，也就是说形势是个恶性循环，但是同时要创新还要将目光放长远。

价值中国：您认为区块链科技会给金融投资行业带来什么影响？有哪些核心的关键点？

　　林宁：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母基金行业，包括基金信息化平台，这种平台在近期很多方法当中都会使用区块链技术。因为它在管理信息、信息的保真、效率等类似问题中有自己特别的优势。但是区块链技术仍然不是底层技术，仍需要在区块链技术上完成根据每个行业的需求而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实现和其他技术的融合。 区块链在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在功能、逻辑和算法上有了管理，但是仍然存在信息安全和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但这些技术早期都会有完善，并且它的门槛并不高，所以被现在应急采用起来相对比较顺手，同时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管控的方式，要能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持久。

　　央行所提的是把虚拟货币和纸币进行对应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资金管理方面的推动问题，这些都在业内和分工范围内进行着。所以现在区块链的推出仍然是要在国家的金融法和各个方面的框架支持下去找自己的定位，这才是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准则。

　　中国已经有胸怀继续改革和进一步开放这些新的技术、数字技术，所以我认为对区块链的应用场景而言，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特别是最近，最高价值中国：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数据和网络在如今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您认为大数据、信息网络应当如何实现与资本的融合？

　　林宁：这些我觉得是投资人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软肋。我们很早就知道国际产业链、世界产业链，一进入WTO就讲的是把中国融入世界产业链。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产业链的理解大多数都是产业上下游关系、产业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比方说供应链。但是实际上这些是产业链当中的重要的元素，它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的五脏六腑的分工。

　　生命是一个系统，五脏六腑起分工作用，但是如果就是这样的分工，那么五脏六腑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明确地了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植物人也是一个人，他的五脏六腑也是健全的，可是他不能做正常人该做的事，他缺少什么？中枢神经。中枢神经使人这一整体产生生命力，使五脏六腑之间产生关联性，彼此之间都有关联性，事物也是如此。这些信息技术把它们关联起来之后，我们才能够掌握到一个产业垂直产业链中的所有企业的情况，包括哪些不好，哪些存在问题，什么企业是要淘汰，需要什么产品，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定位等。

　　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去规划每一个产业的生态，怎么样去规划和配置资源，怎么样规划市场。如果没有这些而是盲目地让市场自由发展，则很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现在很多信息技术把它们全部衔接起来，构成的雏形加上AI等技术及互联网在产业链中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转型。这样也能把握方向，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而且我发现在民企当中有很多不错的经济体，发展也快，国家和政府也应加大支持。产业链、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一定不是纯靠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而是从产业的需求当中成长出来的，需要了解哪个地方是风险，哪个地方要控制，哪个地方是节点。物联网、AI技术等是未来的一个基础，一定都要从需求端底层成长出来。

价值中国：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转型中金融投资行业、以及母基金发展的前景？

　　林宁：这个阶段下，中国的基金行业、中国的产业状态包括企业状态都是这么多年来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18年、19年、甚至20年的这个阶段已经把中国的很多方方面面包括底层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这么多年是依赖于美国古老的以及欧洲那些古老家族的商业，即他们已经缔造的一种商业格局。在他们的体系中，中国企业可以变得很优秀，但是如果一旦他们的体系跟你说NO，就发现所有的行为和能力都是残疾的、扭曲的、不健全的。因为是依赖在他们的金融体系、文化理念等基础之上，他们一撤梯子，我们便会发现到处是问题。之前很多中国的民众是不相信的，也不愿意相信，但是现在这两年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换句话说，中国人开始在这些问题上觉醒了。觉醒之后，这两年我认为就到了触底阶段。

　　现在母基金保留的实力和企业家这些年在市场经济当中锻炼、学习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眼光、能力要集成起来，在新时期、新的经济形态下，要形成一个自己的经济形态，并且去筑底。在这个时候我们崛起了，开始站在今天21世纪20年代的历史台阶上，去构建中国未来能够发展的一切基础，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所以现在的任务就是打基础，过去没有走好这一步，民营企业在40年中发展短暂且不稳定。这点上我们应该像比如欧洲那些百年企业的经济体系学习，建立稳定的结构。

　　中国现在开始重新打造体制还有机会，从体制上开始完成这样的建设，就不会出现你将来发展不稳定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态圈是要融合中国开放的体制，甚至融合很多国家一起来做。就像我们盖房子，他们是200年前盖的房子，我们今天是21世纪20年代去设计，就要有理由更好，更符合中国现实。 我们现在有了经验、历史、能力和资金，再加上包容开放，这就是中国的希望和机会。

价值中国：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林宁：中国其实向来就是拥抱世界的，中国人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是拥抱世界的。我们有积极的态度和合作精神，但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要发展起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依靠别人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自己以后才能发展。现在我们不怕事、不惹事。

　　另外一个就是国防力量一定要强大起来，因为如果国防力量不强大，没有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就没有自己的安全。没有自己的安全，就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和平发展的机遇。这些也是中国当下重中之重正在解决的问题。

　　（2019年11月，采访/统稿  寇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