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世界超级金融人脉

什么造就金融精英？

价值中国：你认为金融精英都有哪些特质和能力使之区别于常人？

Sandra Navidi：这些年来，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地方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论坛，在我与这些金融精英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和他人建立深厚长久的关系。

这些精英，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是行业大佬，有的是上市公司的CEO，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并且足够勤奋努力的人。但除此之外，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与人为善，主动积极地去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能够与他人保持良好持久的伙伴关系。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朋友便会伸出援手，帮助对方渡过困难时期。我想这也是他们不一般的地方，因为现在发达的社交网络数字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很多人之间的交流只流于表面，而这群精英会在真实生活中与彼此交流，保持有效的联系。他们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自己的社交联系。

价值中国：很多时候人们之间的联系，随着距离或者时间的差距，就会慢慢冷淡下来，你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有什么办法去维系呢？

Sandra Navidi：当我在研究这些金融精英如何打造自己的社交网络，并在其中产生影响力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行为最终形成了社交网络科学。这也是一门科学，就像行为学一样，但是没有听起来那么复杂。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成为线，而更多的人与人形成了群体，群体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交际圈，最终也就形成了社交网络。我采用这个方法去更好地研究金融行业中的社交机制。我们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中就是社交达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在更大的社交网络中更有影响力的社交达人。

我一直以来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像我之前就去中国参加了一些活动。大家都知道在旅行过程中总会有好的地方也会有不愉快的地方，在我去中国之前，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可能会有一些文化差异，或者是一些我不习惯的地方。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的经历是我最棒的经历之一，我受到了非常热情的对待。

我当时我在广西进行一项和我的书相关的项目，我当时问他们为什么会对我的书感兴趣，他们和我聊了关于如何构建未来广西的蓝图，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城市，而我的专业知识可以给出一些建议，我的中国朋友和合作伙伴邀请我做一些演讲去阐述社交网络的概念，如何运作，如何使其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作用等，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

价值中国：在你接触过的金融行业精英中，哪些人令你印象最为深刻？有否相应的秘诀？

Sandra Navidi：当我最初到纽约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没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当时的我应该是处于社交链的底层，我就会通过各种媒体各种报纸去研究那些顶层的社交达人们的行为方式，希望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

我的确注意到，一旦他们成为了社交达人，便会牢牢地处于社交链的顶层，即使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他们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影响。我非常好奇，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社交网络感兴趣。我开始研究这些，并且随着我自己的社交网络在纽约生根发芽，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人，最终也认识了这群社交达人。所以现实就是成为社交达人，或者说融入这个圈子，的确会成为一种优势。

但是说实话，就个人而言，我没有一个非常崇拜到五体投地的人物，因为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他们也是普通人，和我们一样，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同时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的书里，我没有写那些亿万富翁，因为其中很多都是家族产业，所以这不具备借鉴性。我写的都是那些，从零起步，通过自己终身的努力，去努力获得更好的教育，去努力度过一些危机，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人们，他们其中很多人在一生中有过很多次失败，但是他们从不轻言放弃，反倒是越挫越勇，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当然在此之中他们所建立的社交网络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我欣赏的品质是高度的自我复原能力，坚定，乐观，互相帮助。

我写过的一个人物乔治-索罗斯，他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他私底下告诉我他最初从匈牙利到伦敦的时候，想要投奔一个亲戚，但最后没有成功，他有的只是一个空钱包。英国是一个很讲究阶级的社会，一个人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社交网络，超越阶级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非常聪明，智慧，即使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他仍然乐意接触新的人，依旧对新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永远能够从他人身上学到新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品质，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我书里面写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但是在西方世界的金融行业中，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是男性，女性在其中的机会非常少，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很多行业很多情况都是这样。金融行业格外明显，它对于人才方面的需求缺乏多样性，并且在很多时候女性都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我的书中没有很多关于女性工作者的文章。但是在我的书中写到一位杰出的女性，克里斯丁，她不仅仅非常智慧，在工作上各位勤奋，并且她善于运用社交网络，她将大量人才揽于麾下。她真的是我非常敬仰的女性。

价值中国：很多市面上的书都拥护二八原则，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统治了剩下的大部分人，但是你的书认为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影响世界的能力。你为什么这样相信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统治宇宙的力量”？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

Sandra Navidi：我认为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这的确是现状。但是着眼于未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交达人，去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并且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并且我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或对政治有极大影响力的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就像在一个不那么大的池塘中，我们要努力去做最大的那条鱼，而不是在一个巨大的池子里做一条小鱼。

在西方世界里，我们已经见证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危机，并且现在的全球化进程也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一些危机，由于利润分配的不均等，资产的流动，产业的专业等等因素，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对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川普试图去改变现有的贸易准则，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面临不平等的问题。而我们作为身在其中的个人，自然会受到影响，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我们需要去利用自己的资源条件，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样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一些贡献。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个人的影响力。

价值中国：区块链被广泛认为是“下一代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的潮流趋势，你觉得区块链将会对金融行业和金融精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Sandra Navidi：我对区块链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我不是工程师，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但个人而言，我觉得它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我认为它可以为人们之间的社交网络提供价值。因为它是去中心式的模式，这样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链接是非常方便的。

就我所知，就是在美国，现在仍有很多人没有银行账户，如果有了区块链技术，或者是数字加密货币，这些人不需要银行账户也可以进行交易，所以我认为它对于经济金融以及社交都是极具价值的。我非常期待区块链技术未来的发展。

 

如何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交工作者？

价值中国：根据你的经验，是否有一个通用准则让我们遵循去构建优秀的社交网络，并与非凡的人建立联系?你认为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必备品质可以帮助金融精英成为社交达人?

Sandra Navidi：我觉得对于中国人和西方的社交方式可能会有些区别，由于文化的差异，信仰的差异，社会情况的不同都会有所区别。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在德国出生长大，从小就被教育要谦虚务实，保持低调。在美国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我不太习惯的情况，比如说我经常收到一些信息，非常直接地说，hi，我很喜欢你的书，你能帮助我做些什么吗？我很开心有人阅读并且喜欢我的书，但是频繁回复读者这样的方式的确是我无能为力的，因为即使我想帮助别人，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这就是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下成长的人们不同的行为思维模式。

但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因为我们可以接触到一切我们想接触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各种资源去发展自己，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像我自己，就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我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贵人无私地帮助过我，即使我并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

在我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即使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我仍然可以和他们建立联系，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真诚可靠，热情善良，所以我认为，即使有很多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建立真诚长久的联系。这就是我的社交网络给我带来的东西，我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地去帮助更多的人。

当然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职位地位对人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我可以确定的共性是，想要成功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就必须要尝试新的东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努力探索发展自己的潜能，真挚地与人交往，并且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创造价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认为最好的社交模式就是真诚地去建立联系，去主动提供帮助，而不是仅仅功利地为了从别人身上获得利益。

 

构建社交网络的技巧

价值中国：大多数成功的金融精英在处理工作时都倾向于保持强硬坚定的态度，这是否会影响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Sandra Navidi：在西方的文化中，非常强调工作生活相平衡这个概念。我们认为稳定丰富的生活和工作一样重要，我们不该为任何一方去牺牲另一方。圆满的家庭生活有助于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为家庭提供了保障。这就要求生活和工作需要分得很清楚。

但是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些金融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他们大部分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读了同样的学校，在同样的公司工作过，参加同样的协会，妻子孩子之间也互相认识，他们的生活圈和工作圈的重叠度非常高。为了做出很杰出的工作，他们需要异常地拼命，并且需要付出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努力，很多时候这都需要牺牲家庭的那一部分。这可能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因为这样的现实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我们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很难去做到任何事情都做的非常好，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一种选择。

但这些金融精英做的更好的地方，是他们会尽可能地去弥补家庭所需要的付出，他们往往拥有更高的情绪控制能力，他们也许在时间上或者精力上有所限制，但是他们所提供的价值却很高。

价值中国：我们都同意这个社会是有阶层划分的，那么我们如何将社交网络转化为现实利益，怎么去维持与关键人物的关系呢？

Sandra Navidi：这就回到了社交资本的话题，当我最开始到纽约的时候，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没有任何的社交网络。所以我只能逼着自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集会等等，去认识更多的人，即使那个话题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事实证明这些行动是有价值的，我从那时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脱离自己的舒适区，去抓住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才能有新的收获。

但一旦你有了一些资本，认识了更多的人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认知也会更加清楚。你会知道，哪些人的价值观是我所认同的，哪些人的品质是我需要学习的，哪些话题是我感兴趣的，哪些事业是我想投身的。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看这个人的价值是什么，能帮助我做到什么，我能从他身上攫取什么。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白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想清楚之后，我们就需要选择我们的朋友，我们想建立联系的人，并付出努力去经营这些关系。

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这太过势力，或者说，这是在利用操纵别人。但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在交换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这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甚至会有一些恐慌，我们并不总是会被善意地对待，但是随着接触范围的扩大，阅历的增加，我们会更有勇气也更能正视这个事实。

(采访时间：2018-09-25；采访/撰稿：林希、刘晴)

 

《金融超级人脉》简介

 

“在《超级枢纽》这本书中，纳薇蒂巧妙将网络科学应用于全球金融体系，剖析了支撑该体系背后的人类网络。本书论点精妙，给读者提供崭新视角，以深入洞悉金融体系中的人类努力。”——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曾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当今世界，许多意义非凡的‘断裂’正在发生，例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工人阶层越来越强烈的遭排斥感，等。《超级枢纽》深入探讨了人脉系统的‘单一文化’，它孤立于社会其余组成部分，这种排他性使得其天生具有脆弱性；它应对当今社会的许多‘断裂’现象负责，却对此浑然无觉；作者及时洞察这一盲区并警示，这一排他性系统可能导致未来另一场重大危机。”——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任、作家学者

 

   “位于经济系统核心的金融体系中，有一小部分人——‘超级枢纽’，行使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部分人的价值观、他们占据的人脉以及他们对变革的抗拒，深刻影响着未来经济乃至人类整个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通过厘清这些系统性问题，纳薇蒂让我们进一步触及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本书无疑是‘必备读物’，很高兴能遇到这部佳作。”——威廉·怀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旗下经济发展及评审委员会主席、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前部长、经济顾问、加拿大央行前副行长

 

    “《超级枢纽》一书中，桑德拉·纳薇蒂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其极具专业性的个人洞见。书中，纳薇蒂凭借其扎实的专业知识、清晰的逻辑，深入剖析了金融体系的结构、该系统各种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理，其分析具有平衡性。她检视了金融系统中决策者之间与日俱增的内在联系和权力集中对整个系统带来的影响。”——于尔根·斯塔克，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德国央行副行长

 

    “超级枢纽——这个概念棒极了！桑德拉·纳薇蒂的新作《超级枢纽》展现了其报道和分析领域层面堪称大师级的水平。”——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办者、主席

 

    “人类如何被治理？被谁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这些本质性的经典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市场中成了新的当务之急。《超级枢纽》一书具有前瞻性，让我们率先看到了一些根本性变革中产生的问题。”——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冰岛前总统

 

    “当今时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巨变，我们面临的环境极具挑战性，这要求我们在看待一些关键问题时，具有崭新的视角。在《超级枢纽》一书中，桑德拉·纳薇蒂指出了经济、地缘政治、金融，以及人类发展各种挑战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她强调了变化中几个关键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指出，这些关键要素如果能得到有效管理和协调，会转化成发展的强大动力，产生无穷的效益。”——肖卡特·阿齐兹，巴基斯坦财政部长、总理、花旗银行全球财富管理业务CEO

 

    “桑德拉·纳薇蒂在《超级枢纽》一书中，用细腻、灵动的笔触刻画出金融领域精英高管们所运用的人脉。在剖析这个世界某些要素如何运行时，纳薇蒂无疑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优势视角。她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实例为切入点，逐步深入，从更广层面论证人脉的重要作用。她得出了很多有益结论，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当今时代金融大佬们的‘前世今生’。”——史蒂芬·施瓦茨曼，黑石集团主席、CEO、联合创始人

 

 

达沃斯，超级人脉的超级案例

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年会举办地达沃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原本只流于传说的小镇，几乎在一夜间家喻户晓。会址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年会通常会吸引了2500~3000名全球各界领军人物前来参加，包括国家元首、投资大亨、基金经理、跨国公司高管、学界精英等。政商学各界人士齐聚于此，共同探讨全球面临的挑战、签订协议，当然，更重要的是，搭建人脉。因会议名额有限，所以每年各方人士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年会邀请，尽管高昂的会费价格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每年1月份，纽约机场休息室随处可见的却是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瑞士信贷集团CEO布雷迪·杜根、《华盛顿邮报》继承人拉利·韦茅斯。他们和休息室其他乘客一样，在皮质扶手椅上候机，享用着丰盛的自助餐，以便可以在接下来的长途飞行中安心睡觉，不至于饿醒。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停机坪上有好几架飞机，机身上都印有瑞士国旗——醒目的红底白色十字架图案。这些“大咖”乘客很多都是故交好友，从贵宾休息室到登机，他们一路都在热络畅聊。起飞后，座位慢慢后仰，眼罩垂下来，机舱里终于安静。八小时后，飞机在苏黎世降落。最富有的与会者随即登上他们的专机，开启下一段价值10000美元的直升机之旅；银行高管们通常有专门司机，开着锃亮的轿车接送他们，其余人员则登上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穿梭巴士前往会场。

达沃斯的主会场被称为“国会中心大楼”，这栋建筑物外观摩登、窗明几净、设施先进，是一座迷宫似的殿堂，论坛期间的大部分活动都会在此举行。路上，你可以碰见了比尔·盖茨，他友好地朝我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还有私募基金大鳄、黑石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在与会者穿上主办方准备的优雅的礼服鞋时，你可能还会碰到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和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平日里在黄金档电视新闻或知名财经类杂志封面上才能看到的金融巨头，突然间活生生地出现在与会者面前。

首先，《超级人脉》厘清了全球金融、经济领域的权势人物及其特征；其次，它深度解码精英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他们作为个体和整体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人脉要发挥作用，包括最重要的关系的纽带：资金、信息和机遇。本书还提供了一个洞察视角，坚称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宇宙的主宰”；人们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圈子产生连结、相互交易。同样重要的是，学术界、经济政策圈和全球金融领域，通常相互叠加、彼此连结。不少精英在其职业生涯中会同时或先后涉足几大圈子，佼佼者们在好几个领域都发挥关键作用的现象并不罕见，各领域内部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

 

金融业与人脉的力量

 

金融是社会的控制系统，关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业精英翻云覆雨的权力和决策影响力，足以辐射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行业发展、就业、货币、大宗商品、物价，等等。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等中央银行高层的决策，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储蓄收益、抵押贷款利率和养老金计划。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少数金融机构通过交叉持股和列席董事会等方式控制着世界上多数大型企业。而金融机构由个体组成，这种所有权结构正好为这些个体提供了无限影响力。

此前，关于金融体系及其风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宏观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和定量模型的功能性，较少有著作去探讨各大机构领导者的人脉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然而，所有事情最终都要归结到人，因为在机构中做出决策、设计理论以及决定最终使用哪个模型的，终归还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组织机构。人类这一维度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因为人际关系是一个无形且难以捉摸的动态网络，它没有严格的公式和规律可循，更难被量化。

然而，人类网络即使非常复杂，也符合网络科学的定律，这些定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际关系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结构化。更好地理解那些能左右系统的精英圈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本身。

网络科学解释了所有系统的组织结构。近年来，因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关于网络科学的相关知识逐渐普及。人们发现，网络科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等人是如何赚得盆满钵满的，它还能解释为何在导致经济大萧条的事件或决定中不存在负责人。

 根据网络科学理论，“模式，即关系的架构最重要，而该架构的各组成部分倒是其次。”系统中的主要参与者们明白，是链接网络或人脉赋予了个人影响力，最终的竞争优势将取决于个人关系和联盟缔结的广度和深度。他们了解系统本身及其复杂的关系架构，也掌握着搭建强大人脉的“神奇秘方”；他们高瞻远瞩，洞察先机，看到了人际网中前所未有的机遇、资源和支持，他们也因此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影响整个系统。他们越了解系统，就越能在其中如鱼得水。我们也应该试着去理解它，纽约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洛西克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不懂你使用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在被系统利用。”

我们需要透过网络系统的棱镜来审视金融领域，因为，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需要我们拥有更全面的观察视角。技术化、金融化和全球化不仅在金融领域内构建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也让金融领域和经济、政治等其它领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的联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而我们对自己创造的新系统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们误判了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影响，低估了欧元危机带来的挑战。

遇见“超级枢纽” 。这些金融巨头之所以能荣膺精英称号，不仅因为他们在网络中具有特权地位，还因为他们所处的领域本身就很重要。金融体系是社会基石，与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我们正处在金融社会中，不管是做生意、造房子还是获得教育机会，我们从事的每项活动都离不开金融。

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当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媒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资源。这一媒介为数以百万计人提供了资本和机遇，这对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而言尤为宝贵。此外，这些机构还提供支付系统，如果没有这套支付体系，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可能会运转失灵。

影子银行系统，即没有银行牌照的金融中介机构，如投行、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金融服务；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维护系统；中央银行执掌货币政策；智库负责探寻新视角，提供专业建议，意在让利益最大化；学者和思想领袖提供创新的观点，并在金融系统实践中证实或证伪。

金融机构高层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经济。他们决定着谁可以获得商业贷款，影响行业兴衰、创造就业机会；他们提供抵押贷款，并购公司、让公司挂牌上市；他们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资产、资本和货币交易来推动市场发展；他们在大宗商品和行业中的押注行为影响着能源、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他们对某一区域的看法会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当国家面临压力时，他们的投机行为会引发经济面临螺旋式下跌的风险。他们的财务贡献、与政客的互动和游说，都在影响着政治局势。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甚至成为了救市计划的幕后推手。

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会通过所谓的“旋转门现象”交织在一起——玩家在两个领域中穿梭。经济形势向好时，金融业“超级枢纽”间的个人关系会在遵循监管的前提下，促成更多大单交易。危机期间，这种人脉关系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成功或惨败集中出现在一个机构上。2008年，在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时，公共和私人领域中强大的人脉关系成为个别机构能否得到救助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了整个系统的稳定。那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和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汉克·保尔森联手，有效防止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被誉为“救市三剑客”。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效，部分原因是三人原本就私交甚笃，他们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心照不宣。所以，在面对混乱无序的形势时，他们能展开建设性合作。如果这三人互不相识，缺乏信任基础，就不太可能在危机形势下精诚合作、共克难关。

在网络科学术语中，私人和公共机构的主导者或身居要职的人被称为“超级枢纽”，他们是金融系统中人脉最广的节点。这些人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高管，有权设置议程、主导对话，并以所在机构的名义行使权力。通常，他们旗下的员工成千上万，且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也许不常抛头露面，也不像政界人物那样家喻户晓，但他们所在的组织机构就像全球超级政府，他们拥有的权力接近、甚至超过了民选官员。许多金融巨头都是从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超级枢纽”。这样的人物不少，如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以及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

这些“超级枢纽”除了拥有遍及世界的强大人脉关系网，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基于互信、通过分享经验和拥有相似背景，成功构建起人脉，并且利用它让自己成为行业的领航者。个人关系令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他们强强联手时，相互结合的权力可以迸发出极强的聚合效应，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关系是无价之宝，能叩开重要资源、珍贵信息的大门。因此，那些“超级枢纽”会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游历世界各地，去构建这样的人脉。这些领导者深知，他们可以把各种专业技能外包给别人，但是搭建深厚可靠的人脉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技巧绝不能外包，必需由他们事必躬亲。